环顾当前的全球主要经济体，实体经济只有更糟，没有最糟。金融危机还没有完全从金融业退场，却已转身扑向更大范围的经济体。东欧一些经济体已经站在了悬崖边上，金融危机一触即发，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等经济体出口和经济增长的下降幅度耸人听闻，美国和西欧国家也远未走出金融危机的阴霾，世界上为数众多的经济体正在经历二战以来最严重的考验。目前一切还在下降通道中，全球经济未来要经历什么样的挑战还是未知数。
如此糟糕的环境下，中国经济在经历了去年第四季度非常严重的下滑之后露出了一线曙光。进入2009年以后，一系列数字似乎表明中国经济已经开始触底反弹。制造业经理人采购指数连续3个月回升；钢材产量迅速回升；银行信贷在前两个月分别出现1.6万亿和1万亿的爆发性增长；A股也有了一定程度的反弹等等。
乐观派认为虽然外部环境每况愈下，但积极的因素也很多。政府今明两年新增4万亿的投资，国内居民、企业、金融机构和政府都还健康的资产负债表，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下降带来的贸易条件改善，中国依然较低的发展水平背后意味着巨大的发展空间等等。在如此众多的积极因素推动下，中国经济完全有可能与世界经济“脱钩”，率先摆脱这场全球金融危机。
悲观派认为数据反弹只是对去年四季度经济过分调整的纠正，纠正完了也就完了，而且持续时间不会太久（会因为政府庞大的支出计划延长），经济调整最终可能是不幸的倒V字形。出口可能进一步下降、失业压力加剧、众多上游产品库存积压依然继续、房地产市场依旧低迷。外需和房地产投资这两个在上一轮中国经济增长中扮演主角的力量都没有起色，国内消费在收入下滑的拖累下也难见曙光，仅依靠政府的力量显然是独木难支。即便中国经济靠政府的庞大支出计划勉力撑过了最近几个季度，但由于缺少了私人部门的充分参与，经济活力整体上依然非常微弱。中国经济面临的困难不仅仅是金融危机和外需下降，而是过去的经济增长模式已经难以继续，私人部门的投资和消费在这种模式下都增长乏力。这些悲观论者预测，即便中国经济在最近几个季度甚至是1-2年内在别人最糟糕的时候还能“笑傲江湖”，但是现在看来的一切乐观指标都会因为没有及时调整的经济增长模式而持续恶化，如果中国在此期间没有及时果断地推进改革，内需不足会把中国经济拖入长期低迷的深渊。
以上对乐观派与悲观派观点的区分仅在于澄清当前的一些重要观点。对于大部分宏观经济研究人员来说，认识并不是如此截然相反。诸多偏乐观的研究人员对几个季度以上的中国经济走势表示忧虑，悲观的研究人员看到或许改革能够在糟糕的经济环境下能够更快推动，事情最终不会像想象中的那么糟糕。无论如何，中国经济的余地还很大，中国经济的机会还是很多，前提是我们能清醒认识当前的问题，通过改革化解经济中的发展瓶颈。
出口困境，等不来的往日辉煌
2008年11月份以来的出口严重下降仅是个开始，近期内出口还会因为金融危机继续下滑。即便金融危机过去了，过去十年中动辄超过20%的出口增长将难觅踪影。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是需求方的因素。东亚的出口增长已经超出了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的贸易逆差增长和消费增长的承载极限。此次金融危机的爆发，从实体经济角度找到的重要原因是难以为继的全球国际收支失衡。下一轮全球经济结构大调整中，美国居民将不得不减少消费增加储蓄，而东亚将因此面临全球出口市场收缩，中国作为东亚扩张最快的出口大国，昔日旺盛的外部需求将一去不复返。
其二，是供给方的因素。即便没有这场危机，留给中国的出口增长空间也会很有限。经过过去几年飞速的产能扩张，中国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已经在世界市场上占据了很大的份额，留下的增长空间大大收缩。考虑到随着中国相对其它更贫穷国家劳动力成本优势的丧失，会进一步积压了劳动密集型产品未来的出口增长余地。当然，产业升级会为出口带来新的增长点，但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出口扩张与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扩张完全不是一个路子，前者靠的是技术、管理经验和人力资本，后者靠的是基础设施、劳动力和物质资本。可以想象农民工一夜之间学会如何造袜子，大家一拥而上占领全球袜子市场；但是难以想象农民工能一夜之间变成汽车工厂里面的熟练技术工人，突破关键技术和树立汽车品牌更是耗费时间。在人均GDP3000美元的水平上，中国在制造业的产业升级和出口方面上还大有可为，进步的余地很大。制造业的产业升级对于提高劳动生产率和保持出口持续增长必不可少，也是中长期人均收入增长最重要的推动力。但是，不可指望通过推动中国制造业的产业升级就能在短期内占据中高端制造业产品的国际市场份额，超过GDP增速数倍的出口增速只属于特定时期的特殊产物。度过了体制松绑之后的大干快上阶段以后，制造业每前进一步都会越来越难，要求也越来越高，与之相对应的出口再也难像以前那样去实现一拥而上的疯长了，做的好也只能是细水长流。
私人投资，
制造业与地产业以外的出路
私人投资走投无路，当前的金融危机只是以极端的方式把问题暴露出来，更根本的原因是私人投资路太窄，过去走的又太快，想不撞墙都难。国内能够允许私人部门自由进入，而且私人部门进入以后能够在一个相对还算平等的市场环境下竞争的投资领域主要集中在制造业、房地产、批发和零售业、餐饮、旅游等几个非常有限的环节。房地产和制造业吸引了私人投资的主要部分，也成为现在调整最剧烈的部分。
出口的不景气拖垮的不仅是出口，还严重影响了出口相关的投资。整个制造业投资面临的困境和出口面临的困境一样。中国在制造业方面的产能积累能力惊人，以钢铁行业为例，几年时间中国的钢铁产能就从3亿吨翻番到了6亿吨，占据了全球产能的半壁江山。相对于庞大的投资和生产能力积累来说，国内和国外的需求加在一起还是太小，不足以支撑制造业投资持续高速的增长。
通过产业升级和进口替代能够进一步发掘一部分国内外市场需求，但效果只能是细水长流，很难再找到某个足以支撑整体制造业持续高速增长的投资机会。考虑到很多制造业领域在过去几年中积累了庞大的生产能力，整体制造业中低端产品的产能过剩已经非常普遍，仅是消化这些产能就可能需要很长时间。在这点上，中国远没有中国台湾和韩国这些小型经济体幸运。对于他们来说，只要在制造业中的一两个关键领域实现突破，就能带动整个经济私人制造业部门的投资高速增长。但对于中国，几个关键领域的突破所带动的制造业投资对于庞大的总体投资规模来说贡献有限。这也正是中国面临的“大个子烦恼”。当然，“大个子”也并不都是烦恼，“大个子”意味着巨大的国内需求潜力。反过来说，如果内需潜力没有得到释放，“大个子”的命运还不如“小个子”。
房地产可能还有希望，但短期内机会也不大。过去5年，中国住宅投资在GDP中的比重不断攀升，从2003年的不到8%上升到2007年超过10%。过去将近100年的时间中，日本和美国的这个比重最高也不过7%和8.5%。这个对比说明中国过去5年中在房地产领域已经积累了非常大的供给，现在这一趋势随着繁荣周期的结束开始调整，消化这些供给需要时间，房地产投资的再次启动同样需要时间。
重振私人投资需要在制造业和房地产业之外找出路。对于人均资本和人均收入都非常低的中国来说，投资的路本来应该很宽，制造业和房地产之外的潜在投资机遇也非常大。医疗、教育、能源、金融、IT、传播与文化等产业在中国还都处于发展初期，一方面是居民远未得到满足的需求，一方面是质量糟糕、数量有限的供给，对于私人部门蕴藏的投资利润和总体投资规模不可限量。举个不准确的例子，国资委管理的央企2007年利润接近1万亿人民币，2008年减少了还有6600多亿，取个平均数是8300亿。如果放开行业准入，允许私人部门进入，按照私人部门10%的投资收益率计算，这部分利润对应的是8万多亿的新增私人投资机会。当然，央企的利润不完全来自于供给（投资）不足，更多的部分可能来自于价格管制。由于供给不足带来的投资机会可能没有8万亿那么大，但还要考虑到取消价格管制带来的价格下降和对消费的积极作用，这又会间接地增加私人投资机会。
私人消费的枷锁
扩大消费需求是过去多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一再强调的工作重点，但是消费在GDP中的比重在过去十年中持续下降。根据世界银行发布的世界发展指数（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简称WDI），中国2000年家庭消费在GDP中的比重是47%，2004年下降到40%，2006年下降到34%。WDI数据截至2006年，根据笔者的估算，2008年这个比率可能已经降到了30%【这里用的是（名义GDP-政府支出-净出口-固定资产投资）/名义GDP）】。这不仅是建国以来的最低水平，在世界范围内也可能是最低的。放在外人眼里，这实在是个匪夷所思的数据。中国人把收入中那么高的比例用作投资和出口，难道经济增长的目的不是为了提高国民消费？
中国人崇尚节俭的习惯、较低的经济发展阶段和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都是解释中国低消费率的原因，处于类似经济发展阶段的日本、中国台湾和韩国等经济体也有类似的低消费率经历。但这并不说明中国目前持续下降到如此可怜程度的低消费率是合理的。导致中国近些年私人部门消费持续下降的有诸多不合理的枷锁。这其中主要有两个，一是钱太少；二是东西不好而且太贵。钱太少，是因为在总收入的分配中利润和工资的分配比例出了问题，过去10年中，政府收入在名义GDP中的比重从9.3%上升到15.4%，工业企业利润在名义GDP中的比重从1.7%上升到8.8%（带有不同程度垄断性质或者行政力量保护的大中型工业企业利润在名义GDP中的比重从1%上升到6.2%）。总收入中越来越大比例的收入形成了政府收入和企业利润，而且政府把收入的大部分并不是通过转移支付用在了增加低收入者可支配收入方面，而是被用于政府投资。这样的分配格局下，留给私人的可支配收入自然减少，即便总收入和经济增长很快，消费也不会相应增长，私人部门实在是钱太少，消费不起。东西不好而且太贵，主要集中在医疗、教育、交通、通讯和金融等一系列国有垄断的服务业部门。这部分服务占据了日常百姓支出的半数以上，过去几年内其服务价格突飞猛进不说（电讯服务价格在下跌，但比较起国际同行来说还是太高，从几大国有电信服务企业的巨额利润和傲视其他行业的高福利就可以看出它们的价格里还有多大的下降空间），其服务质量在众多声讨中岿然不动，依旧我行我素。有很多服务项目，别说你没钱，即便有钱也没有人提供服务。这样的服务质量，这样的价格，想让百姓扩大消费都难。
判断消费增长的前景，关键看三点，首先是收入分配上有没有实质性的改革措施，比如政府支出结构的大调整，更大比例的公共资源被用于低收入群体身上，并因此增加了他们的可支配真实收入。还有国有利润的转移等等；第二是市场准入改革有没有实质性进步，当前国有垄断服务业能否放松准入，引入公平市场竞争机制，最终改善服务业的供给质量。除了提高服务质量，放松国有垄断服务业的市场准入还有另外一个好处，就是提高全社会工资/资本的比例，并因此增加普通居民收入，这对于提升消费也是非常重要的推动力量；第三是汇率、利率、资源价格的市场化形成机制，这对于提高和改善服务业供给，改善收入分配不均衡是非常重要的支撑（汇率市场化机制改革对于改善收入分配和提高消费在GDP中比重非常重要，但是作用机制相对复杂，限于篇幅这里不充分展开，有兴趣的读者参阅笔者与何帆在2006年《经济研究》第5期中的《货币升值的后果》一文）。
多头出击还是重点突破？
突如其来的全球金融危机和国内经济大幅滑坡加速了政策的出台，政策覆盖面非常广泛，基本上做到了全方位覆盖。既要通过增加退税和减少货币升值来减少出口的下降，又要通过减税、松货币、增加补贴等方式启动更多内需。既要通过政府带动重新启动私人投资，又要增加公共投资。多头出击的政策是为了保全各方面的利益。令人忧虑的地方在于这样的对策看似稳妥，兼顾了方方面面的利益，但在操作过程中做到兼顾短期和中长期目标的困难非常大，最终效果可能不理想。
多头出击，全方位保全的对策将面临两个突出困难。首先，当前面临的一系列问题并非孤立，一项政策的出台在缓解了一个问题的同时可能加剧了另一个问题。一个典型的例子是通过增加退税和减少货币升值来保出口的措施，结果是放慢了资源在制造业和服务业之间的重新配置而拖延了经济结构的调整并减少了产业升级的动力，（至少在中长期内）对服务业的发展，对内需和就业增长造成了障碍。如果财政资源平均分配给增加出口退税、补贴国内消费和推动产业升级，总的结果会因为过程中的正负抵消而收效甚微。
第二，多重目标给不同层面的决策层留下了自由裁量的空间，这些空间会让很多决策固守在原有的利益格局和发展模式上。即便最高决策层在多重目标当中明确了主次，但是下面的决策层可能会更偏爱次要目标，次要目标可能不仅符合过去的一贯做法，而且巩固了既有的利益群体。举个例子，某政府部门或地方政府的一笔支出既可以用到补贴低收入群体上，也可以用到修建高速公路上。前者提高消费需求的效果更明显，而后者提高投资和地方税收的效果更明显。即便最高决策层把扩大消费内需列在扩大投资需求的目标之上，但是一些政府部门或地方政府却完全可能把经费用在后者上，因为这能够让它在上层和周围利益之间取得平衡。
多头出击的一个替代方法是重点突破。在相互联系的诸多矛盾当中找到解决问题的钥匙，通过解决重点问题进而让其他的很多问题大大缓解。把问题集中在较小的范围内，也有助于中央政策的贯彻，帮助中央和地方政府合力解决问题。当前形势下，重点突破的焦点是国内消费需求。这是解决外需不足的钥匙，是解决私人投资不足的钥匙，也是解决诸如产业结构失衡、增长可持续性等其他层面问题的钥匙。正如我们以上提过的，扩大国内消费需求关键取决于三方面的改革，一是收入分配体制的改革，政府需要增加总支出中用于低收入群体社会保障的部分；二是推进医疗、教育、交通、通讯和金融等服务业领域的市场化改革，放开市场准入，建立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三是汇率、利率、资源价格市场化形成机制的改革。
重点突破策略会带来一些损失，比如一些人从出口部门退出到进入新工作之间的艰难转型；行政垄断力量保护下的优厚福利待遇损失和随之而来的抱怨；短期内GDP和利润增长的损失等等。这些是经济增长过程中的转型之痛，难以避免，但会越拖越严重。从目前中国的情况看，这些痛还都能承担。但是再拖下，等到越来越多农民工已经年龄大到难以转换工作，行政垄断伞下的利益群体已经盘根错节，GDP当中越来越少的劳动收入可以支撑下一轮经济增长的时候，通过常规方式解决问题就可能机会不在。金融危机告诉我们，当错过了以常规方式解决问题的时机之后，接下来的将会是极端方式的报复。
